反家暴 |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剧照/
今年3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颁布实施四周年。
家暴,一直是不得不正视的社会问题。去年11月,在第20个“国际消除对妇女暴力日”当天,微博博主“宇芽”发布的一段施暴影像记录迅速登上热搜,和十几年前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一样,这段长达十二分钟的施暴殴打成为了无数人的梦魇。
据妇联统计,在中国2.7亿个家庭中,遭受过家庭暴力的妇女高达30%。平均每7.4秒就会有一位女性受到丈夫殴打。中国每年大约有15万妇女自杀,其中60%的动因是家庭暴力。触目惊心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令人痛心的悲剧。
/妇联关于中国遭受过家庭暴力的已婚妇女
数据统计(图片来自人民日报)/
在《反家庭暴力法》颁布实施四周年之际,《新闻学生》特别对话“不要和陌生人说话bot”运营者项江南。项江南将自己论文中家暴判决书对家庭暴力的描述以bot(机器人)的形式发在微博上,希望它们成为更丰富的语料库,让更多人看到这些是真实发生在每个个体身上的事情。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bot/
规则
这些东西如果能让我愤怒的话
就会让很多人一样感受到愤怒
我的本科生毕业论文的选题是家暴判决书对家庭暴力的描述。我是对北大法宝(一个案例数据库)上一千多个案例的统计分析,一个一个案例地看。当时我不想偏废对法律文本的性别分析,想到立法如此,当一个案件到司法的层面上,性别偏见会如滚雪球般更为显眼,就有了观察判决里的法言法语的想法。
其中的偏见比我想象得刺眼,在一些案例里,对于案情的描述、对于行为的判断都罔顾女性的意志和基本权利,我感到疼痛和愤怒。抛却法律本身对于家庭暴力的处置问题,法官撰写判决书时,父权制思维常常渗透到笔下,使得经受家暴行为的家庭妇女再度得到负面评价,造成了不少二次伤害。
我和朋友说起来这件事,其中有一个朋友对我说:“你是学法律的,在这个时候你的愤怒是没有意义的,你需要从你的专业角度去分析去解决。”我又想这些东西如果能让我愤怒的话,就会让很多人一样感受到愤怒。尽管这种愤怒可能意义不大,但是它可以带来一些思考和讨论。
那段时间很流行bot,且我只是做判决书摘录工作,就决定采用这个体例。隐掉当事人的名字,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忠实摘录就够了。
/bot置顶说明/
在写论文的过程中,我把我觉得具有性别偏见的语句摘录下来,等我下了自习就发出来,一天两三条。中间有了几次比较大规模的转发,这几次转发都有共同点——案件事实非常血腥。
像2019年1月25号,我发了一个案子,那个案子非常惨烈。丈夫用烧开的食用油注入妻子的阴道,然后又用剪刀把妻子的乳头剪伤。当时评论区非常激烈,这种涨粉我是感觉不舒服,对我来说有点吃人血馒头的感觉。舆论很容易高潮,这可能对运营一个账号增涨有帮助,一个极端观点往往容易得到信众,但是对于事情的本身其实很难起到作用。
平权
平权明明是两个性别的事情
而女人却被迫承担了责任
在写毕业论文之前,我在冰岛交流。当时我的房东是大学老师,做性别研究政策的,她丈夫是一个保险工人。她说,冰岛现在大学里女生比男生多很多,因为女生知道自己仍然是弱势群体,希望能通过受到更高的教育、得到更高的职位而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而男生普遍觉得赚到钱就好,很多高中毕业便去工作。这进一步促进了冰岛的男女平等。但是这又侧面说明其实形式平等的背后,实质平等的裂缝还亟待弥补。
当时所在学校阿克雷里大学承办了北极圈会议的重要活动,故我有幸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北极圈会议。第一天我旁听了一个性别研究的报告会,第二天是北极圈女性峰会。前一天的那个报告会还有两位男性发言人,这次台上坐着的全是女性。主持人说:“我想请问在场的男性,是什么驱使着你们来这一场报告会?”两年前我在国内上我导师的女性主义导论课的时候,老师对着教室里屈指可数的男生也发出了同样的问题。和那次一样,总这样,每个男人都需要回答,而这个回答的时间异常漫长。
/北极圈会议简介(图片来自网络)/
一个女孩说:“我不知道这样的会议有什么必要。是要讨论女性面临的问题吗?还是用女性视角去看北极圈的问题呢?我们需要对议题有侧重点吗?”有一个议员说的有句话很有意思:“平权明明是两个性别的事情,而女人却被迫承担了责任。”那个女孩又问:“平权只看两种性别吗?那些跨性别、同性恋他们的权利呢?”
只有女人的女性主义探讨像一场自说自话的表演,对男观众提问也改变不了这一点。但是有那么一部分男人愿意让出自己的那块蛋糕而愿意去做一份更大的蛋糕是值得尊重的。我坐的离那个提问的女孩很远,但我当时很想对她说,其实这个会议的存在就具有意义。在19年十月中旬的各国议会联盟第139届大会中,中国议会代表团投票反对把同性恋权利议题纳入议会议程。不少民间女性主义事件和行为都被定义为“西方势力插手国内事务”,中国的女性主义者在整个社会平权意识薄弱的情况苦苦挣扎的同时背后还被后方大批女人放冷箭,污名化。这个会议的存在证明这个问题是可以被公开讨论的,至少可以继续往前走。
每次当我和我的一些男性朋友提起一些平权问题,他们总觉得我在批评他们,但我本意并非如此。我所认为的批判对象,不是具体个人,而是男权制度。1+1>2,我们都参与比我们更大的集合体之中,我们在其中被塑造了,习惯了其中的“正常”生活。
父权制对于我们的影响是一种结构性的压迫,限制着其中每一个人——男人和女人。我们无需把所有男人都视为恶人,所有女人都视为受害者(很多女人也是性别压迫的共犯)。我们要做的是去一起改变男人的恐惧和女人的恐惧,让我们后来的人们,能更少的受到束缚活着。这么多年来前辈们已经为我们争取回这么多属于我们的权益,我们也该做一些事情了。
发声
一份力量导致的误读
你要花十份力量去纠正
在微博做家暴案件摘录和一些基本女性主义知识科普这些事情时,我常常面临这样的问题: 关注我账号的人都是女孩,这个讨论一开始就是失衡的。她们在阅读不公的对待时常常得到的是愤怒,而这种愤怒在得不到适当的疏导时,就会变成一种情绪宣泄。这种情绪宣泄在不大的圈子里反复积攒而得不到更多的关注,也常有非常暴戾的话语。
但我转念一想,看到同类被虐待而产生的气愤是再正常不过了,我们需要做的,怎么让这种情绪变成具有积极意义的东西,而不是一味的煽动愤怒和性别对立,或者埋怨有人煽动这种性别对立。
我的导师也是女性主义方向,我本科上过她的课,是小班制。她一开始就不是很赞成我做这种东西,因为她不喜欢把这个放在公众的视野里。她觉得只要出现就会被误读,而出现一次误读之后,一份力量导致的误读,你要花十份力量去纠正。但我也常在想这个问题,我有没有力量去纠正他人。有时候在评论区,会有很多争论,其实双方的观点都是存在着一些对女性主义的一些误解。而且在互联网这个平台,真理并不是越辩越明的,大家更倾向于用别人的观点来强化印证自己的观点。
之前来采访我的《看理想》记者是个年轻女孩。接受完采访的第二天我去所里打工,一个年长些的女记者来采访郭老师(郭建梅),问的也是妇女问题。我坐在一旁想,真好,不同年龄的女性,都在为我们的境遇做着努力,确实是一直有人在做这个事情。平时一些比较极端的案例会让人觉得法律是不公正的,觉得法院里的法官、检察官都在尸位素餐。但是当你去那个地方实习,你会发现,所有的工作人员他们都是对法律抱有一腔热血的,他们都是尽力地想判好每个案子的。
其实很多人都想在女性之流里献出自己的力量,但苦于没什么途径。之前我看过一个月经贫困的捐款项目,我就觉得这类捐款挺好的,力所能及帮助一些女孩,慢慢地汇成河流。
/“守护女童关爱包”捐款项目界面/
女性力量
我们拉着手
穿越五光十色的人流
在冰岛当志愿者的时候我遇到了很贴近生活的同性关怀。一个在那里打工的姐姐邀请我和师妹去一个白俄罗斯风格酒吧。我们坐在那里喝酒闲聊,两个喝得醉醺醺的男人就坐到旁边椅子上往我们身边喷酒气。我总是高度紧张,身体绷得僵直。气氛紧张了一会,女酒保突然站到我们桌旁,把那两人赶走了。她身材瘦削,声音很有力量。
我们松了口气,又来了三四波人,态度礼貌得多,但还是太过殷勤。姐姐说:“如果有人过来找你搭讪,那说明你对他有吸引力,不管是哪种,都不是坏事。他要和你上床也是建立在你愿意的基础上,所以你们俩不要一副受迫害的表情。不想理他们就不用理他们。”我们俩点点头。
姐姐为我们画了口红。这种鲜亮的红色像在弥散的酒气里凝成了某些坚固的东西,我绷在这头,那一头宣示着共同的境遇。很难想象在这之前我们三人从未见过面,此时却抵着彼此的相似的亲密。
不同模样的男人朝我们涌过来,打断我们的对话。姐姐总是护住我们,从容地应对。对有的人态度冷淡些,有的热情些。酒吧里音乐很吵,说话需要吼叫,我们三个人用眼神交流。后来我放松了下来,和过来和我闲聊的冰岛人聊了起来,大家还一起合照了几张,其乐融融。我说我要去厕所,师妹说我陪你去。我们拉着手穿越人群,感觉凝聚了力量。
女性身上的力量总是迷人的。年初我尝试写一个小说,每个章节叫做“湖泊、桥梁、流水”,都是可以围绕这个意象来进行的。其实女性身上的力量,我总会想到河流,我觉得整个力量在里面得到了一种巩固和团结。因为水是流动的,有韧劲,不像男性强调的“钢铁”“肌肉”那样强劲东西。女性,以柔韧取胜。
我的外婆、母亲、舅妈,都非常勤劳、坚韧,在事业上非常出色,同时也能很好地照顾家庭。她们就像一条河流一样,当我踏入这条河流,我的脚踝被河水包围,我就像阿喀琉斯一样得以保护我脆弱的地方,能继续延续这种力量。但与此同时我又发现她们并不构成一个完美的意象:她们在很多时候思想很传统,也把女性放作第二性。有时候我会忍不住想,她们算女性主义者吗?
橙色夜晚
我觉得我们在做的
就像是捡搁浅在沙滩的鱼
但是这浪太多了
我们又只能捡那么一点点
其实集中做“陌生人bot”就是在二三月份的时候。论文完成以后,我开始专业实习,六月份的时候看到一个妇女法律援助的律所在招人,当时来实习的初衷也简单,就是觉得案例里的仅仅是概括,并不能完全体现,我想要看到更真实的现状。实习五个月了,我接触了很多咨询,性骚扰、职场歧视、性侵、家暴,不同的身世背景,相似的困局。
有天晚上已过下班时间,天黑了,所里只有带我的律师和我在各自的办公室里。我们各自点了盏灯,他在打电话回复咨询,我在整理材料。突然前台的咨询热线响了,我跑过黑暗的走廊,接起电话。一个带着哭腔的女人说她要找一个律师,说是以前来问过,但她女儿的案子拖了几年没有结果。她颠三倒四地说着,紧接着大哭起来,说自己“才该下地狱”。
我试图引导她的对话无果,便听着她的诉苦。黑暗中我调整视线,望向窗外。街上的灯已经亮起来,黄澄澄的。但我既感觉不到温暖也感觉不到抚慰。我站在黑暗中,光打在我的前面,我听着女人悲伤的声音,感觉那光愈发遥远缥缈。女人已变成了抽泣,我和她说值班律师明早可以回答她的问题,她好像没有听见,叽里咕噜,继续说着重复的话。我又大声地和她说,今天已经下班了,明天会有值班律师的,她才如梦初醒似的说着感谢的话。我挂了电话,收拾东西下班,但发觉那个夜晚里的什么好像抓住了我。
后来有一天吃完饭,我对一个律师说:“我觉得我们在做的,就像是捡搁浅在沙滩的鱼,但是这浪太多了,我们又只能捡那么一点点。”但在此之前呢,只能不断、不断地捡。
/ 2019点亮橙色16日行动启动仪式
——平等的一代:反对性别暴力/
实习中我知道了很多NGO和公益律师的很多事情,常常下班的路上很感慨。既存的社会结构和不断挤压的生存空间,会让很多事情变得无路可去。对于我自身来说的感觉就是当我有能力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就不会哭或者抱怨了。
这一年我确实在这个话题上走得远了很多,关于性别问题的看法拔节抽丝,时刻焕新,与其说是我创造了它,不如说了它塑造了我。我很惭愧我并没有对它很好地负起责。我是收获了很多积极的启迪,对于有些问题的考虑会深入一些,比如法律上如果达到了形式平等,会有什么岔路让实质平等走上歧途?又比如说亲密关系的审美向度的考量会对法律、伦理又怎么样影响;再往理论上就是本质论和反本质论的很多问题反复横跳。
问题越来越多,我还在寻找答案。
卢琳绵 周郁森 | 采访
卢琳绵 项江南 | 撰文
部分文字参考自项江南公众号《南姜巷》
金雅如 | 责编
巫沁睿 | 排版
封面图底图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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